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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只阴险恶毒的乌鸦，一个天真孩子的离奇命案，一起旷日持久的无头官司，一段令人心碎的忠贞爱情，《十月的孩子》用高超的小说技法再现二十年来始终牵动法国社会神经的一起真实事件。
一九八四年十月十六日晚上九时三十分，在法国东北部偏僻的孚日山区，可爱的四岁男孩格雷高里的尸体在冰冷的河里浮起。流言和猜疑在镇上蔓延。孩子的母亲成了嫌疑犯；孩子的父亲愤而杀死另一个嫌疑犯……
格雷高里事件历经十多年的审理，主审法官换了三人，审理卷宗厚达三万五千多页。那个折磨了这个家庭多年的凶手“乌鸦”到底是谁？他在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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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利普·贝松（1967-），Philippe Besson，法国当代作家。他在大学主修法律，当过律师和社会法教师，因为工作的缘故经常旅游，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上海、多伦多等地待过。二00一年出版第一部小说《由于男人都不在了》，讲述名作家普鲁斯和一个男孩书信交往的故事，获得Emmanuel-Robles奖而一举成名，至今已出版十部作品，每部作品都引起很大的反响。
菲利普·贝松的小说主题多围绕在死亡的命题上，在访谈中他自承深受普鲁斯特、兰波，特别是杜拉斯的影响甚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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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罪行是无法探测的。往往就在你认为能找到它的地方，你就看不到它了，当你接近它时，它就消失了。离得很近时，它就只剩下了天真无辜的畸形。在这一罪行中，你可以一直进入到恶的最内层。”
——玛格丽特·杜拉斯，一九八五年七月七日《解放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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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的孩子》以一件轰动一时的社会新闻为材料，讲一个叫格雷高里的小男孩于1984年死在了孚日山区的沃洛涅河里，孩子的母亲克里斯蒂娜曾被警方怀疑为谋杀者，然而这件悬案始终未能被侦破。
看起来，这仅仅只是对一起真实的杀人案件的小说叙写，但它的重点显然不在犯罪本身以及随之而来的破案过程，其实它的重点放在了对人性的拷问和对司法制度的质疑，而且是毫不留情的拷问，是毫无保留的质疑。贝松通过描写这个案件，揭露了国家司法制度的某种软弱无能、世人的某种浑浑噩噩、媒体的某种惟利是图，还有落后山区中人们的价值观念与现代文明的矛盾，其文字如刀锋一般，触及人们心灵的伤痛，毫无顾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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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本小说的结果其实很简单，但是却不失特色。全文分为叙述者的“叙述”和瓦莱丽的“怨诉”两部分，两部分交替成章，一章“叙述”，一章“怨诉”，一章宋体，一章楷体，让人读了一段似是而非的故事之后，便来看看悲悯的母亲的满腔怨愤。一会儿是扑朔迷离的案情，一会儿又是母亲的痛心疾首。从另一个角度看，小说作者也正时不时地借了母亲“清醒独白”的章节，来颠覆前一章的“糊涂帐”，借了冤屈的母亲之口，控诉了社会、国家、司法制度、世俗习惯中最阴暗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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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里，最值得同情的人其实是男孩的母亲瓦莱丽，她年纪很轻的时候就嫁给了皮埃尔，由于生活比一般人富裕，更安逸，她和她丈夫遭到了众人的嫉妒。她先是接到“乌鸦”的匿名信和匿名电话的恐吓威胁，后来则更不幸的失去了心爱的儿子，而且还在很长时间里被怀疑是杀害亲生儿子的凶手，忍受世人的白眼，甚至囹圄入狱。她心中的痛苦，并不是每个人都能了解的。
来聆听一下这个母亲的心声：
“最糟糕的事，还不是这一段耽误了的时间，这番糟蹋，这白白浪费的几年。也不是那些卑鄙的怀疑，令人恶心的控告，一股脑儿扔到我们头上的这一羞耻。也不是他们无法找出凶手的那般无能，更何况我对此有我的想法。不，最糟糕的，是我不知道我的孩子是怎么死的，是对那一刻发生的事一无所知，生命之火熄灭的那一刻。处在这一无所知状态中，在这无法忘怀的炽烧中，在一种如此的无知中反抗，真是可怕之极……
我不知道孩子的最后一句话说的是什么，我愿意相信格雷高里喊了一声”妈妈“，我相信他会叫我的，是的，他的最后一句话将会是说给我听的。尽管这样想，会让我的心里非常难过，因为当他交换我的时候，当他最需要我的时候，我不在他身边。
这些虚构的形象生活在一起，他们总是萦绕在我的头脑中，他们将一直萦绕下去，直到我生命的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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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没有抓住的是，这是一个爱情故事。而不仅仅是一个孩子之死的故事。他们没有看到的，是在所有那些年里支撑了我们俩在一起的东西，皮埃尔和我，是那些使得我们不至于毁灭的东西。然而，人们看到的只有这个，一个紧紧地挨着另一个，始终如一，即便是在监狱里的那几年。在众目睽睽之下，这特别的扎眼。他们并不想看到，但不可能是别的样子。
能够承受得起打击的夫妻关系，你们应该了解得很多吧？然而，那么年轻就结了婚，几乎没能够了解任何别的夫妻生活。而且又那么快的牺牲了。我们本来真想重新开始过一遍我们的生活，在别处，各自过各自的。但是不。我们还是留在了一起。我们甚至都没有在我们的头脑里过一过那样的想法，有朝一日，这一个没有了另一个而继续活着。我们是不可分离的。永永远远如此。如同我们婚礼的那天上午在教堂里说的那样：直到死亡把我们分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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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讲的是一个真实的故事。为了一个公民的清白，而不惜严词质问司法制度的弊病，这在法国早有先例，文学史上就伏尔泰和左拉的例子。为维护一个普通人的人权而把批判的矛盾对准国家的脸面，这无疑是一大进步。但是要得罪众人，得罪国家也不是那么一件轻松的事，左拉当年就因此逃亡到国外去避难。而现在，小说的作者还真得罪了一些人，在小说出版后，由于主要人物使用了真实姓名，导致了一场法律诉讼上的纠纷。作者后来不得不委托格拉塞出版社，让各国的译者和出版社在出版译本时，把小说中的两位人物的姓名作一些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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