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青与我，不是像一般人所想的那样密切的朋友，我们其实很少见面。也不是像有些人可以想象到的，互相敌视着。同行相妒，似乎是不可避免的，何况都是女人——所有的女人都是同行。可是我想这里有点特殊情形。即使从纯粹自私的观点看来，我也愿意有苏青这么一个人存在，愿意她多写，愿意有许多人知道她的好处，因为，低估了苏青的文章的价值，就是低估了现在的文化水准。如果必需把女作者特别分作一栏来评论的话，那么，把我同冰心、白薇她们来比较，我实在不能引以为荣，只有和苏青相提并论是我甘心情愿的。
　　苏青最好的时候能够做到一种“天涯若比邻”的广大亲切，唤醒了往古来今无所不在的妻性母性的回忆，个个人都熟悉，而容易忽略的。实在是伟大的。她就是“女人”，“女人”就是她。
　　我写到的那些人，他们有什么不好我都能够原谅，有时候还有喜爱，就因为他们存在，他们是真的。可是在日常生活里碰见他们，因为我的幼稚无能，我知道我同他们混在一起，得不到什么好处的，如果必须有接触，也是斤斤较量，没有一点容让，总要个恩怨分明。但是像苏青，即使她有什么地方得罪我，我也不会记恨的。——并不是因为她是个女人。她起初写给我的索稿信，一来就说“叨在同性”，我看了总要笑。——也不是因为她豪爽大方，不像女人。第一，我不喜欢男性化的女人，而且根本，苏青也不是男性化的女人。女人的弱点她都有，她很容易就哭了，多心了，也常常不讲理。譬如说，前两天的对谈会里，一开头，她发表了一段意见关于妇女职业。《杂志》方面的人提出了一个问题，说，“可是……”她凝思了一会，脸色慢慢地红起来，忽然有一点生气了，说：“我又不是同你对谈——要你驳我做什么？”大家哄然笑了，她也笑。我觉得这是非常可爱的。
　　即使在她的写作里，她也没有过人的理性。她的理性不过是常识——虽然常识也正是难得的东西。生在现在，要继续活下去而且活得称心，真是难，就像“双手劈开生死路”那样的艰难巨大的事，所以我们这一代的人对于物质生活，生命的本身，能够多一点明了与爱悦，也是应当的。而对于我，苏青就象征了物质生活。

　　苏青的文章正如她之为人，是世俗的，是没有禁忌的。
　　苏青是宁波人。宁波人是热辣的，很少腐败的气氛，但也很少偏激到走向革命。他们只是喜爱热闹的，丰富的，健康的生活。许多年前我到过宁波，得到的印象是，在那里有的是山珍海味，货物堆积如山，但不像上海；上海人容易给货物的洪流淹没，不然就变成玩世不恭者，宁波人可是有一种自信的满足。他们毋宁是跋扈的，但因为有底子，所以也不像荒瘠山地的人们那样以自己的命运为赌博。他们大胆而沉着，对人生是肯定的。他们无论走到哪里，在上海或在国外，一直有着一种罗曼蒂克的气氛。这种罗曼蒂克的气氛本来是中世纪式的城市，如绍兴，杭州，苏州，扬州都具有的，但宁波人是更现实的，因而他们的罗曼蒂克也只是野心；是散文，不是诗的。十九世纪末叶以来的宁波人，是犹之乎早先到美洲去开辟的欧洲人。
　　倘若要找出宁波人的短处，则只是他们的生活缺少一种回味。
　　与这种生活的气氛相应，苏青是一位有活力的散文作家，但不是诗人。
　　有时候看她是胆怯的，她怕吃苦，怕危险，怕一切渺渺茫茫的东西，以命运为赌博那样的事，她是连想都不敢想。因为她是生活于一个时代的。只有生活于一切时代之中的人才敢以命运为一掷，做出人家看来是赌博的行径，而仍然不是渺渺茫茫的。在一个时代里看来是否定的东西，在一切时代之中却有它的肯定。
　　但苏青究竟是健康的，充实的，因为她是世俗的。她没有禁忌。去年冬天沈启无南来，对我赞扬苏青的《结婚十年》，就说她的好处是热情，写作时能够忘掉自己，仿佛写第三者的事似的没有禁忌。我完全同意他的这赞扬。苏青的文章，不但在内容上，而且在形式上都不受传统的束缚，没有一点做作。她的心地是干净的。

　　许多男子都瞧不起女人，以为女人的智慧较差，因此只会玩玩而已；殊不知正当他自以为在玩她的时候，事实上却早已给她玩弄去了。没有一件桃色事件不是先由女人起意，或是由女人在临时予以承认的。世界上很少会有真正强奸的事件，所以发生者，无非是女人事后反悔了，利用法律规定，如此说说而已。
　　女人所说的话，恐怕难以可靠，因为虚伪是女人的本色。一个女人若不知虚伪，便将为人所不齿，甚而至于无以自存了。譬如说：性欲是人人有的，但是女人就决不肯承认；若是有一个女人敢自己承认，那给人家听起来还成什么话？
　　女人是神秘的！神秘在什么地方，一半在假正经，一半在假不正经。譬如说：女人都欢喜坏的男人，但表面上却佯嗔他太不老实，那时候若男子着真个奉命惟谨的老实起来了，女子却又大失所望，神色马上就不愉快起来，于是男人捉摸不定她的心思，以为女人真是变幻莫测了，其实这是他自己的愚蠢。

　　苏青和张爱玲有许多相似处，因此我们今天回看她们的友情和相互理解，总会想到“惺惺惜惺惺”这句配她们似乎有点嫌俗了的老话。二人几乎同时走红，都是她们那个时代的奇女子——靠文字和才气赢得了一份可贵的独立生活和独立人格。但福慧不能双修又似乎是男权文化统治下女性的命运梦魇，她们在情感生活上都不如在文坛上那样幸运，她们是投入了高成本获得自己职业成就的。而苏青尤为辛苦，由于她生活的担子更重，她不得不做许多于传统文人不屑的事，如亲自与出版社讨价还价，甚至自己背着书去卖，等等。因为保护自己的经济权利，她甚至受到同时代许多男性文人的抨击中伤。在这些中伤过她的先生们看来，苏青身为一个女人，又是一个女文人，自然应该有才气又有温情，最好是还能在男性的文人面前顺从、恭敬、惶恐。锱铢必较，不免显得犹太人气了，有失清高。可是他们很难体会一个单身女文人的过分谦让和不计得失是要有丰富的人脉或经济才撑得住的，而这两者对苏青都堪称稀缺资源。
　　张爱玲的小说也好，散文也好，字里行间总透着一种张力，也不只是惊艳，还有一种冷峻，所以读她的东西时，你往往会患失语症，就像看一个着装绮丽的女子一脸从容在水上滑过，云淡风轻地。你心中叫奇，却被镇住了，说不出话来。放下书，往往会叫你兀的生出一些自卑——怎么你只敢在心里想的、而且想到了也说不出的她就一下点得这么透？苏青的文字则不然，是那种热闹平常的人间柴米油盐，就是写夫妻吵架也是热闹的，是很具有烟火气的那种，所以读苏青的文字，你常常会不由自主进入书中的人物角色，因为那些人物的软弱、庸俗、狭隘、嫌隙和善良、希冀也是我们都有的。苏青也很聪明，但她本质是入世的，所以她想过一种平常生活，她后来没有走也在很大程度上与此有关。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许多出版社都因出版各种版本的周作人和张爱玲而赚了大量码洋，但苏青一直寂寞着。她在世的最后几年里想再看一遍自己的《结婚十年》，却因该书被视作禁书，苦索得不到。还是友人蔚明先生到处打听，找到一本花钱复印了一册送给了她。
张爱玲身前身后都一直是热热闹闹的，就连她在美国的最后那些年，也还有台湾一些报刊的记者蹲守在她住所前，想得到点有关她的新闻满足真伪张迷们，甚至有记者还去翻捡张扔的垃圾袋，想从中扒出点什么炒作。苏青则在她写作生涯本应进入辉煌的时候哑然，沉入在寂寞中。
　　也许，这种寂寞也合了苏青的意，她本来就是想过平常人家日子的，恰如她的文字惊艳不足，平实倒不乏。所以读过她的小说后，人们会觉得犹如看了一部反映市井人家的生活剧，有感动，记得那些细节真实的故事（如小孩长牙、出麻疹，夫妻为生活小事斗嘴、和好），却不会觉得有什么可供引用的语录或真言值得记下。苏青是你我身边的那种许许多多的妇人，她们甘心把机锋藏起，在家庭和婚姻中消磨自己，只为一家团圆，儿女平安。这样的人太多，也就失去了传奇意义，也就落得寂寞。